“无废城市”建设的本质就是解决固体废物污染和资源化利用的问题。因为固体废物全部消除是不可能的，所以所谓的“无废城市”应该是通过对城市固体废物的精细化管理，达到某种意义上的平衡，类似于“自产自销”，不会对城市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产生额外的负担和污染。这种平衡需要整个城市通过实现“固体废物产量更少、资源化利用更充分、废物处置更安全”来达成。对于生活垃圾的精细化管理，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尽管“零填埋”已经在各大城市推广，但是“零填埋”不等于不填埋，而是指原生垃圾的“零填埋”，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炉渣和飞灰等还是需要进行填埋处置的。另外，当垃圾焚烧设备发生故障与例行检修时，垃圾填埋场仍需要发挥其应急兜底和保障作用。各大城市应尽早规划大型集约化填埋这种末端处置设施，且要优先考虑将在役填埋场扩建为大型集约化填埋场。同时，焚烧处理量较大的城市应制定更加严格的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研发和推广入炉垃圾含水量监控和烟气二噁英在线监测技术。除此之外，还要建立城市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定期风险评估制度，引入基于风险评估的灾害保险机制，强化风险管控。

　　填埋和焚烧处置是固体废物主要的碳排放源

　　陈云敏：我国是世界上资源消耗和废弃物产生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年产固体废物总量达70亿t，其中，城市生活垃圾2.26亿t，建筑垃圾25.5亿t，工业固体废物33亿t；我国固体废物堆存量600余亿t，其中，生活垃圾约80亿t，建筑垃圾200余亿t，工业固体废物约300亿t；我国存量工业固体废物占地200余万hm2，与斯洛文尼亚的国土面积相当，如果将600亿t固体废物平铺到我国陆域全部领土，厚度可以达到5mm，并会与大气及降水作用产生大量的渗滤液和甲烷、二氧化碳及恶臭气体等。另外，我国工业固体废物的填埋高度最高已达300m，且每年均有失稳滑坡事件发生，造成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还污染了地表环境。总体来讲，我国固体废物领域的现状可概括为“两大三高”。“两大”即产量大、资源化利用空间大；“三高”即失稳滑坡风险高、渗滤液污染地下水土风险高、填埋气体污染大气风险高。

　　据统计，2016年全球固体废物的产生与处置带来约16亿t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5%。数据表明，固体废物的填埋和焚烧处置是主要的碳排放源。固体废物组成复杂，含有不同比例的活性成分，在运输、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其中尤以甲烷和二氧化碳为碳排放贡献大的典型代表。同时，以纸张、编织物为代表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过焚烧处置后，其中的碳元素又会以二氧化碳的形式被释放到大气环境中。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评估数据，甲烷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是二氧化碳的28倍，美国人为产生的甲烷量占全球变暖损害责任的10.6%，其中的3.8%则来自垃圾填埋气。另外，据国际固体废物协会（ISWA）预估，若将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等措施纳入减碳考虑，最多可减少全球20%的碳排放量。

　　对于我国固体废物现状，如果改善现有固体废物处置管理模式，实现对大宗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对大量的固体废物填埋场进行规范化治理，包括覆盖系统防水闭气、渗滤液污染阻隔管控、固体废物堆体边坡失稳滑坡加固，将对推进我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及“双碳”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固体废物碳排放监测体系亟待完善

　　针对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危险废物的不同特点，应实施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以建筑垃圾为例，首先推动建筑垃圾精细化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种类建筑垃圾的特点进行分质利用，进而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实验室针对浙江省温州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通过细致勘察，将其精细分类为杂填土、硬壳层黏土、淤泥质黏土和淤泥夹粉砂四类，然后根据不同种类工程渣土的物理性质和工程特性，分类开挖直运利用，并提出了就近回填堆坡造景、废弃矿山消纳复垦土地、再生路基填料、围垦区洼地回填和储备再利用五种消纳处置及资源化利用途径，实现了工程渣土土方平衡和零填埋。

　　《环境保护》：请问您的科研成果在助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国的环境类学科建设还应该如何加强？

　　陈云敏：实验室做了一些岩土工程学科和环境工程学科交叉的工作，利用岩土工程理论和手段解决环境工程问题。建立了城市固体废物降解压缩本构关系，提出了生化反应、孔隙水气运移和溶质迁移耦合作用的降解固结理论，揭示了固体废物堆填场存在堆填体滑坡污染地表环境、渗滤液泄漏污染地下水土、填埋气扩散污染大气三大环境灾害的根本原因。